所有進步都是這樣開始的：我們要不切實際、不講道理、不可理喻

13 min readDec 11, 2021

3個前進烏托邦的激進想法 — (1) 保障基本收入

三年前入冬的柏林，那時的我剛畢業，學生簽證即將到期，沒有自信學術圈是適合自己的路，因此決定推辭指導老師的博班邀請，卻也無法自由無虞地在就業市場探索適合的機會和喜愛的工作，因為沒有簽證就留不下來，沒有工作就繳不起房租。

我的丹麥室友Sofie和三年前的我一樣，在理想和麵包之間拉扯，為了留在這個城市，兼著一份自己不喜歡的工，忙碌的一天過後迎接她的只有疲勞和挫折。在疫期間，火上加油的還有孤獨感和單調的生活。

印象深刻的是好幾次回到家，Sofie一個人在空蕩的屋子燒飯，一看到我馬上情緒潰堤。當下的自己無法做什麼，只能揉揉她的背，告訴她：「你真的好棒，辛苦了，讓自己休息一下吧。」在廚房的我們相擁許久，不發一語。但是我能理解她的心情。

找工作的那幾個月，我每天過得戰戰兢兢。我一邊上德文、兼職當保母教中文，也一邊自由接案翻譯，還要一邊找工作。網路不用錢又相對穩定的社區圖書館是我每天報到的地方（德國網路差地出名），就連我所有的工作面試，也都是在圖書館進行的（我很感激現在的公司在我極度不專業的面試環境下還願意錄取我）。

在同屆畢業生中，我算是相當幸運的。因為在台灣工作幾年積累的經驗還有一點積蓄，讓我比一般人多了一些選擇的自由。我看著許多非歐洲國家來的同學，拿著神經科學碩士的學位，卻因為外國人的身份，使得工作錄取門檻提高，要拿到正式工作簽，又不能做與本科不相干的工作，為了生活，最後只能用幾個月的找工作簽到餐廳端盤子，當無薪的實習生換取履歷經驗，辛苦的生活消磨了意志與抱負，許多人因為簽證問題最後還是得返鄉，讓人覺得十分心疼。

理性的經濟學家與不理性的窮人

天天到圖書館報到的那些日子固然苦，卻讓我在一門edX的線上課程（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Poverty）認識了法國經濟學家、同時也是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sther Duflo。她和丈夫Abhijit Banerjee以及美國發展經濟學家Michael Kremer在當年共同獲獎。（我在修這門課時Duflo還只是一名大學教授，尚未成為舉世皆知的諾貝爾獎得主，所以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真的驚喜萬分！）

操著濃厚法國口音，性格相當鮮明的Duflo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也是貧窮行動實驗室（Poverty Action Lab）的共同創辦人。她和丈夫Banerjee發展了一套以隨機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為主軸的社會科學評估方法來研究一直以來專家想破頭都想解決不了的貧窮問題[1]。

她主張要了解貧窮，就必須先知道窮人們在想什麼。而貧窮相關的政策也必須要有實證的科學基礎，以消除決策過程中的所有盲目猜測。比如說許多經濟學家主張資金援助或微型信貸能夠終結貧窮，對Duflo來說，這些長居象牙塔的學者僅透過經濟學模型與（通常）充滿意識形態的直覺所下的「看似合理」的結論，其實多半缺乏數據佐證，也無法真正了解哪些援助或干預實際有效、哪些只是自我感覺良好的猜測，更沒有去探討表面看似正向的策略背後，對這些被資助者更深層、長期的影響。

比如接受微型信貸的家庭，整體生活品質是否真的有提升*？為了解決瘧疾問題，那些接受免費蚊帳的肯亞家庭，是不是就會被寵壞，不願意再花錢買下一頂蚊帳**？這樣自顧自的推論若缺乏驗證，很容易使可能的解方淪為一種簡化、「方便」的懶人答案，並不會真正解決這個本質上相當複雜的問題。

*答案是否。雖然創業比率增加，但家庭所得沒有增加，對教育、健康、與女性自主也沒有進步。
**答案是會！當其他學派的經濟學家一口咬定人性就是喜歡免費的事物，這些家庭卻願意花兩美元去買下一頂蚊帳。Duflo這麼解釋：「人們並不會習慣被施捨，他們只會習於使用蚊帳。」

隨機試驗派經濟學者如Duflo不以模型思考。他們不相信人是理性的行為者(又或者哪裡有真正的理性？)，相反地，他們假設我們是不切實際的動物，有時不明智、有時精明，在某些情況下會害怕，但也富有同理心，願意展現博愛並樂於施捨，即便有時我們也稍微有些自我中心，並用實驗去驗證假設。很顯然的，他們的方法反而更貼近現實，並徹底翻轉發展援助的世界。

Duflo的實驗是個里程碑，不但顛覆了我們一直以來對貧窮的了解，賦予理論實證，也讓這個「如何終結貧窮」的對話，開始出現一絲曙光。

匱乏的心理學

會提到Duflo也是因為最近讀到荷蘭歷史學家Rutger Bregman的書《改變每個人的三個狂熱夢想》（Utopia for Realists: And How We Can Get There）中，在最後章節提到了Duflo的研究。

Bregman是我最近一直在關注的思想家，第一次看到他的TED演說時[2]，讓我開始對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這個聽起來很激進的概念產生興趣。他在這本書中的第一個章節邀請我們問一個問題：為什麼窮人總是做出一般人看來不明智的選擇？他們為什麼比較容易向人借錢，沒有儲蓄，抽很多煙，對自己的健康的管理很差，有時酗酒，也不注意自己飲食？

「這個問題，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已經提出了一個標準答案，」Bregman自己回答，「她認為窮人天生就有缺陷。」

“Poverty is a personality defect.” — British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

若以這個答案為基礎，有些人可能會認為窮人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援助組織或NGO或許會開始思考：「我們要如何幫助窮人做更好的判斷？」然而卻沒有人發現，這些論述都是基於我們為這件事訂下的基本假設：窮人天生就是比較笨，那是性格問題。

或許吧，窮人可能真的會較常做出愚蠢的決策，不過那也是因為情境使然。

心理學家Eldar Shafir與經濟學家Sendhil Mullainathan近年來對貧窮發表了一項革命性的新理論[3]，更因此衍生出一門新的領域：「匱乏的科學」，旨在研究事物的匱乏性如何影響人的思考及行為反應。

在一項針對印度甘蔗農的實驗，便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證據，揭露長期的資源匱乏狀態如何浩劫一個人經歷，削弱認知，並使人變得目光狹小。這項研究發現，這些農夫一整年百分之六十的收入，皆來自於一次大規模的甘蔗收成。而這也表示著一年中大部分的時間他們是相對貧窮的，而在獲得報酬之後，生活又變得相對寬裕。

學者分別在收成前後的兩個不同時間點測量蔗農的智商，結果令人震懾 — 蔗農在收成前（也就是生活較貧困的日子）所測得的智力分數，竟然比收成後整整低了十四個百分點！Bregman為這樣的現象提出了一個名詞：匱乏心理（scarcity mentality）。

我們可以想像窮人就像是一部在同時執行很多個效能吃重的程式的電腦（擔憂下一餐、如何量入為出家人才能溫飽、天氣是否影響收成⋯⋯等等）。長期的高壓下，它的處理速度會越來越慢，甚至出錯。漸漸地，他們越來越難看見生活的長期願景，因為大腦早已被生存這件事徹底佔據，而貧窮從來不給人喘息的機會。

所以，窮人做糟糕的選擇，真的是因為他們很笨嗎？Bregman認為，在這樣的情境下，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做出不明智的決策，因為你得同時處理太多任務。你的心智頻寬早已超載。

記得回到情境

才華洋溢的偉大作家George Orwell早在1920年代初嚐了貧困的滋味。他驚訝的發現：「你的收入一但跌落到特定水準下，別人就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有權對你說教與祈禱。」他寫道，「貧窮將消滅未來」。

十八世紀的英國散文家Sammuel Johnson也早在當時就理解，貧窮與人格缺陷無關，而是資源的匱乏。「貧窮是人類快樂的一大敵人。它將摧毀自由，也會導致有些美德無法實踐。」

“Poverty isn’t a lack of character. Poverty is a lack of cash.” — Rutger Bergman

然而，一直以來各國的政府扶貧措施，包含教育，之所以一直無法展現效益的原因，在於沒有一個更宏觀的計畫，並將前面提到的一個重要因素 — 心智頻寬 — 納入考量。想像福利制度國家的官僚系統下，那些繁冗的規則與文書作業，難道不會讓那些真正最需要援助、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人，打消求助的念頭嗎？反貧窮的措施，是不是有時一不小心就變成了「反窮人」措施？

「這就像是教人游泳，卻把他們立刻丟進狂風大浪的海裡，」Shafir感嘆。

好消息是，現在我們知道貧窮並不是真的因為知識的匱乏，而是情境的設定讓我們的大腦超載，進而做出不明智的決策。「如果我們改變那個情境呢？」Bregman興奮地說道：「與其改變軟體（把窮人變聰明），如果我們在那部超載的電腦增加記憶容量呢？」

這因此也衍生出這本書的第一個激進的思想：保障基本收入（basic income guarantee）。

我有一個夢想，那就是⋯

「每個人都有一筆資金。它可以支付你每個月基本需求的費用，從食宿到教育，但是沒有人會規範你到底要怎麼使用」Bregman興奮的說道。「如果基本收入並不是政府的恩賜或援助，而是全民共享的基本人權呢？」

事實上，全球各地早已有許多實驗在測試這項烏托邦式的理想。而在加拿大的Dauphin市，就有一項極為成功的案例 — 米糠計畫（Mincome）[4]。

在1974到1979年期間，Dauphin市的每位市民每月都會分配到一筆基本保障收入，以確保沒有人會落入貧窮線下。而數據顯示，在政策實施期間，人民不但變得更富有，也變得更健康快樂：學童在學校的表現進步了、醫院住院比例漸少了(減少了8.5%）、家庭暴力事件比例也下降、整體人民的幸福感上升、人民就業率也提升了 — 除了那些成為新手母親的婦女還有必須上課的學生稍微減少了工作量。米糠計畫的基本收入造成的影響甚至延續至下一代，包含在所得與健康方面。同樣的實驗結果也在其他許多國家被複製。

基本收入就像是人民的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而這個觀念不可避免的原因在於：貧窮對社會帶來的代價與成本實在太大了！它不僅花錢，更限制了許多才華與天賦。想像這個世界上所有像George Orwell這樣偉大的作家，或是那些天賦異稟卻缺乏資源的人，如果可以有一筆為數不多卻穩定的收入讓他們能夠無虞的投入創作，這個社會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Basic income is venture capital for the people.

一份更有尊嚴、更有意義的工作

這個月在瑞典Gothenburg舉辦的年度諾貝爾獎得主座談（Nobel Week Dialogue）主題是「未來城市」（The City of Future），在幾場座談中專家都不斷提醒：尊嚴（dignity）與衡平（equity）這兩個主軸，是在研擬創新方案的過程中，絕對不能忘記的重要元素。

基本收入的概念，不僅有機會能夠消弭貧困問題，更能造福每個人，包含你我與Sofie，並賦予社會更多尊嚴。

現今社會有太多人覺得自己正在做一份沒有意義的工作。在一項針對23萬民受雇者、橫跨142個國家的研究指出發現，只有13%的員工真正喜愛並享受他們的工作；更有高達37%的英國員工認為，他們的工作根本沒有意義，或是根本不需要存在！當然，我們在說的不是教育者，醫療工作者，或是清潔人員，而是太多無謂的經理人頭銜、銀行家、甚至某些律師行業（在書中第二章《如果每個人一週工作十五小時》中有詳述）— Bregman所謂的「高薪垃圾工作」。

在我們這個世代，有太多可貴的人才與天賦，在這樣的環境被糟蹋浪費了。例如才華洋溢的數學家，被Google或臉書（現稱mega）高薪聘僱，最終卻是在研究如何增加廣告點擊的次數？聽起來好可惜，卻也讓我反思，我們真的需要這些工作嗎？這些工作是否真能為我們帶來價值、產生幸福感？我們是否該重新審視我們對工作與工時的定義？人生的意義與工作的關聯是什麼？我們一生中有限的時間，可以怎樣更好地被運用？這些都是我和Sofie在經歷了艱辛的求職與自我探索過程中，心中一直不斷浮現的問題。我希望能在下一篇文章討論分享。

烏托邦真正的意義？

促進改革的道路非常漫長，而在面對貧窮、氣候變遷、不平等或種族歧視等議題時，有時我們甚至需要世代的時間來改變或療傷。

我很欣賞的聰明人基金（Acumen）創辦人Jacqueline Novogratz就不斷地鼓勵年輕人：「記得將生命奉獻給遠比自己更大的任務」；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恩博士也說：「我有一個夢想」 — 「他並沒有說：『我有一個夢魘』」，Bregman在他的演說中開玩笑的提醒，希望大家可以放下悲觀的心態。